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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江西箬溪。
刘玉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左肩胛骨的碎茬子刺穿了军装。他趴在地上摸了半天，没摸到枪，摸到一本浸透血的花名册。
那是他当上尉连长第三天。
黄埔四期生分配部队是有规矩的：成绩好的去教导团，成绩差的塞给杂牌。刘玉章在步科不算拔尖，毕业作业“夜间遭遇战战术推演”被教官批了个“中”，就被打发到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营。
说是特务营，其实就是给长官看大门的。同期的林彪去了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他在这边给顾祝同站岗。
但这人有个毛病：认命，但不服命。
龙潭之战打起来时，孙传芳的部队已经摸到南京城下了。刘玉章那个连守在铁道边一个无名高地，左翼是溃退下来的粤军一个营，右翼是空着的——营长说那里有个湖，敌人过不来。
刘玉章没吭声，半夜带两个班摸黑去湖边看了看。
湖是干的。
他把全连七挺轻机枪全部调到右翼，自己趴在最前面那挺机枪旁边，把花名册塞进怀里。
拂晓，孙传芳三个团从干涸的湖床摸了上来。
那一仗打到下午，刘玉章那个连还剩十九个人。机枪手换了两茬，枪管红得像烙铁。援军上来时，他躺在战壕里，右手还捏着那本花名册——后来副连长替他洗干净，发现上面七十八个名字，被血浸透了七十一个。
连长，你撕它干啥？副连长问。
刘玉章没回答。
四十七年后，台北，一个老人在病榻上对儿子说：那本名册我撕了，是不想让上面的人知道，新兵一茬一茬死这么快。人没了，名册留着，就是告状。
他顿了顿，说：当官的，不能跟死去的弟兄告状。
那年他二十三岁。头发还茂密。
002
1930年8月，中原战场。
刘玉章已经是少校营长了。部队归顾祝同的第二师，在陇海线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对峙。
那天的太阳晒得铁轨烫手。
他带一个营守柳河车站，对面是西北军一个炮兵团加两个步兵团。打了三天，营部所在的票房被命中十七发炮弹。
第十八发落在他头顶两米处。
弹片削掉了他的钢盔，削掉了他整个头顶的头皮。
勤务兵把他从瓦砾里刨出来时，整张脸都被血糊住了，头顶白森森的颅骨露在外头，头发连着皮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军医给他止血，纱布缠了一层又一层，血还是往外渗。
师长黄杰打来电话：刘营长怎么样？
参谋回：人还活着，但头顶那块……
黄杰沉默了一会儿：让他撤下来。
刘玉章抢过电话：师座，我现在撤，这个营就没了。
他把话筒一扔，把缠满纱布的头往冷水里一浸，扎紧，出了门。
那场战斗又打了四天。等友军换防时，柳河车站的票房已经只剩半堵墙。刘玉章站在这半堵墙边清点人数，勤务兵在后面小声嘀咕：营长，你头发……
他摸了一把光溜溜的头顶，没说话。
从此再没长过头发。
很多年后，有人问他怎么落下这个光头。他指着自己锃亮的脑门说：冯玉祥欠我的。
那人又问：疼吗？
他愣了一下，说：早忘了。
其实没忘。晚年他每晚洗澡，对着镜子里那颗光滑的脑袋，总要摸很久。侍从问他要不要戴假发，他摆摆手：戴着那玩意儿，老子的弟兄不认得我。
那是1967年，他已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
他记得的，是柳河车站票房那半堵墙，墙根下躺着的九十七具遗体。
九十七个人，都没头发——钢盔压的，板寸，都差不多。
只有他的头，从此寸草不生。
003
1942年，云南。
刘玉章升了师长。
有人说他是靠陕西老乡关麟征的关系。他不否认，也不承认。关麟征提拔他不假，但关麟征也提过别人——那些人在缅甸被日军一个冲锋就打散了。
刘玉章没散。
他在云南练兵，练的是狠招。五公里越野，他光头跑在最前面；夜间紧急集合，他提着马灯站在操场中央，看哪个连队最后到。
后来他当了军长，有个习惯改不掉：下部队检查内务，不翻被子，不看墙角，专翻连长的抽屉。
他翻什么？翻花名册。
不是点名册，是每个连队自制的战备登记表——谁的父母在沦陷区，谁的家乡在敌后，谁的兄弟姐妹失散了。这些信息，正规报表上都没有，是连长们自己悄悄记的。
有次他发现一个连长的抽屉里没有这玩意儿，当场拍了桌子：你的人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你都不知道，打起来你指挥个屌？
那连长是黄埔十七期的，当场下不来台，嘟囔说名册在文书那里，自己只是暂时没放抽屉。
刘玉章不依不饶，当场把全连集合，从兜里掏出皱巴巴一张纸——是他自己的手抄本，记录着他师部警卫连每个人的籍贯、家庭、入伍时间。
他说：你们每一个我都爱护，我就像屌巴，你们像屌巴毛，拔你们哪一根我都会疼。
全场鸦雀无声。
他顿了顿：我绝对公平，都别屌巴跟我闹了。
那连长后来成了他的副团长，淮海战役时被俘，1975年获释，回陕西老家种地。八十年代有记者去采访，老人什么都不愿说，只提了这件事。
他说：刘光头那话糙，但那是真把兵当屌巴毛——不是扯掉的，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记者记下了。
稿子没发。
004
1946年10月，摩天岭。
雾浓得化不开。
东北民主联军4纵12旅的阵地上，鞠文义团长趴在掩体边，望远镜里什么也看不见。他嘟囔了一句：这鬼天气，国民党敢上来？
敢。
刘玉章把炮拆了。
美制M2榴弹炮，每门自重两吨半。52军第2师的炮兵连长以为军座疯了：把炮拆了背上山？这仗打完还装得回去吗？
刘玉章不跟他废话，自己跳下卡车，开始拧炮架上的螺丝。
那天的雾救了52军，也害了12旅。当美制大炮在摩天岭主峰边缘重新组装完毕时，鞠文义的部队还在战壕里等雾散。
第一发炮弹落在掩体前方二十米。鞠文义刚从炸塌的土里爬出来，第二发已经掀掉了他的指挥所。
后来刘玉章审俘虏。俘虏说，团长您炮兵太厉害了，我们抬不起头。
刘玉章没接话。
他想起十六年前柳河车站那个票房。冯玉祥的炮，也是这么打的。
当天晚上，他让师部参谋袁养吾做了一件事：接通东北民主联军的电话线。
袁养吾是山东人。电话接通后，他用一口地道的鲁西南方言，自称是鞠文义团的参谋，说阵地快顶不住了，请求增援。
电话那头明显忙昏了头，没听出破绽，只说凤凰城只有一个营，暂时无法增援，你们务必坚守。
刘玉章听完情报，没笑，也没得意。
他让人卸下卡车上所有的炮弹，全速扑向凤凰城。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得快要散架。他坐在副驾驶座，一只手扶着车门，光头被颠得一晃一晃。
勤务兵后来回忆：军座那晚一句话没说，就那么晃着，晃了几十里。
凤凰城几乎是兵不血刃拿下的。
城里那个营还没来得及展开防御，就被缴了械。
刘玉章站在城门口，看着俘虏被押走，忽然问身边的参谋：你说，他们那个团长，现在知道被骗了吗？
参谋愣了愣：应该……知道了。
刘玉章没再说话。
他后来在52军内部会议上，把这次战例复盘了好几遍。每一次他都说：打仗，要敢想，敢赌，敢拆炮。
但他从来没提过袁养吾那通电话。
也没提过凤凰城下，他问的那句话。
005
1948年10月，沈阳。
卫立煌收到刘玉章的请示时，愣住了。
老头子（蒋介石）命令52军随廖耀湘西进兵团行动，驰援锦州。刘玉章的请示却是：职部拟率52军南下，抢占营口，掩护后方。
卫立煌不是不知道营口意味着什么。那是海路，是退路。
但他还是批了。
有人说，卫立煌是被刘玉章说动了；有人说，卫立煌自己也不想给老头子陪葬。
刘玉章不在乎这些。
10月21日，他率52军从辽阳出发，全程无线电静默，昼夜强行军。
三天后，营口城头插上了国民党的旗。
林彪在两百公里外的牤牛屯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看地图。他的手在地图上的营口位置停了一下，然后移到廖耀湘兵团的位置。
后来有参谋回忆，林彪说了一句：此人比廖耀湘精明。
廖耀湘当时正在黑山、大虎山一线，被东野十纵挡得寸步难行。
而刘玉章在营口，第一件事不是修工事，是发电报催船。
他给杜聿明发电：请速派舰船，职部愿为全军团断后。
给桂永清发电：海军弟兄如能及时赶到，五十二军全体官兵感佩涕零。
给蒋介石发电：校长，学生当为党国保存最后骨血。
那几天，52军的报务员累得手都抽筋。
刘玉章自己也没闲着。他把营口外围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每一道水沟都走了一遍。
警卫员记得，他蹲在一个叫石桥子的村口，用树枝在地上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画完，他说：就在这里。
006
1948年10月29日，午后。
东野八纵的先头部队到达石桥子。
这是一个骑兵加强营，全部乘马，既未搜索，也不疏散。指挥员以为营口已是囊中之物——刘玉章一个残军，还能翻了天？
他没看到村北石桥两侧那些新挖的土。
52军25师的官兵趴在掩体里，枪口压得极低。刘玉章下了死命令：敌人不进五十米，不准开枪。
骑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
当第一匹马踏上桥面时，伏击圈里有人喊了一声：打。
那不是开火，是屠杀。
东野那个骑兵营几乎全军覆没。活下来的战马在田埂上乱窜，背上没人，鞍具歪斜，缰绳拖在尘土里拖出长长一道印子。
这是刘玉章在营口的第一次反攻。
当晚，八纵、九纵、长江支队、辽南独二师陆续抵达。兵力三倍于52军。
刘玉章没跑。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把自己的军部前移到距离石桥子只有三公里的村子里。
参谋们以为军座疯了。刘玉章把军帽往桌上一摔——其实他没帽子，就那颗光头——说：老子现在后撤一里，底下人就多怕一分。
10月30日清晨，东野一个团穿插至傅家洼子、金家屯一线，试图切断石桥子守军退路。
刘玉章又动了。
他不是固守，是反冲锋。五个团，全线压上。
东野那个团正忙着构筑阵地，没料到国军敢出掩体。团部被端，电台被毁，人员损失近半。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大、小白庙子一线。
东野一个团刚刚到达，还没来得及派出侦察。刘玉章的突击队从两翼包抄，直接打掉了团指挥所。
第四次，是在营口东北侧。
东野9纵25师长途强行军，四天四夜几乎没合眼。炊事班坐在卡车上做饭，战士们边跑边吃。重武器落在后面，疲惫到了极点。
刘玉章抓住了这个空档。
他投入的是52军25师——番号完全一样，两个25师，在营口郊外撞上了。
那场战斗，东野9纵25师师部被突破，电台、机要文件、作战地图被抢走。被俘人员超过一千。
几十年后，有东野老战士回忆：那仗打得太窝囊。我们追了他们两千里，结果被人家一巴掌扇回来。
说完，沉默很久，补了一句：刘光头，确实狠。
007
11月1日，黄昏。
海面上终于出现了舰船的轮廓。
桂永清亲自率队，重庆号巡洋舰的炮口指向海岸。但跟在后面的运输船只有三艘，甲板上挤得连转身都困难。
刘玉章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三艘船，看了很久。
有人后来回忆，他那天说了一句话：三艘船，三万人，怎么装？
没人回答。
他转身，下达了撤退命令。
那命令很细：
——各连排班长必须站在先头位置。到达上船入口处时，班长立即停止，监视本班士兵依次登船。全班上完，班长上；全排上完，排长上；全连上完，连长上。营团师军长，以此类推。
——各部队特务连在码头入口处分两列对面排列，中间只容一路纵队通过。
——违令者，当场格杀。
有军官小声问：军座，辎重怎么办？
刘玉章说：炸。
卡车、火炮、储备粮、成箱的弹药，全被推到海里。
有一个炮连长舍不得那门刚从美国运来的105榴弹炮，站在炮边不肯走。刘玉章走过去，没说话，从勤务兵腰里拔出枪，对着炮管开了一枪。
金属撞击声尖锐刺耳。
连长浑身一抖，扭头走了。
那门炮后来被推到海里，炮口朝天，潮水没过轮毂。
008
真正的悲剧，发生在海里。
渤海轮，一艘改装过的中型运输船，额定载员五百人。当晚塞进去的是第2师师部加两个团，人数超过两千。
船舱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连甲板上都站满了人。
有人为了照明，点了一支蜡烛。
那艘船三天前运过汽油。甲板缝隙里残留的油渍在黑暗中看不见，蜡烛倒下去时，火焰顺着油痕窜成一片。
火势从底舱烧起来时，船身已经离岸三百米。
没有救生艇。
师长尹先甲第一个跳海。
他不是最后一个。
两千多名官兵，有的烧死在舱里，有的跳进十一月的海水，被厚重的冬装坠入海底。
参谋长廖传枢在另一艘船上，拿着望远镜看了很久。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艘船像一个大火炬，烧了四十分钟。火光把整个营口港都照亮了。
刘玉章在旗舰上，也看见了。
他站在舰桥边，一只手扶着栏杆，光头被火光映得发红。
有人听见他说了一句：第2师，没了。
第二天拂晓，舰队驶离营口港。
刘玉章没有回头看那艘还在冒烟的船。
他站在甲板上，风把军大衣吹得猎猎作响。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龙潭战壕里那本被血浸透的花名册。
七十一个名字。他一个一个都记得。
009
1948年11月，南京。
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刘玉章。
这是辽沈战役后，唯一一个成建制从东北逃出来的军长。
酒会上，陈诚端着酒杯走过来：老刘，你这回占了大便宜啊。
刘玉章把酒仰头干了，一个字没回。
陈诚讪讪地走了。
那天晚上，刘玉章喝了很多酒，但没醉。回到住处，他把军装脱下来挂好，对着镜子看了很久。
镜子里的那颗光头，依然寸草不生。
他摸了摸，忽然笑了一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
5月初，52军在上海完成整补。
兵员从一万补充到三万余，装备全部换新。美制半自动步枪、汤姆逊冲锋枪、火箭筒、山炮，堆满了月浦的仓库。
汤恩伯在作战会议上拍着刘玉章的肩膀：刘军长，上海就拜托你了。
刘玉章没说话。
他在月浦转了三天。
不是视察阵地，是看地。
坟包、树林、草堆、废弃的民房地基、被雨水冲出来的沟壑。他用脚步把这些地方量了一遍，然后在地图上标了上百个点。
工兵团长拿到这张图时，愣住了：军座，这不像阵地……
刘玉章说：这是网。
子母堡。大堡套小堡，暗堡连明堡，交叉火力点像蜘蛛网一样覆盖了月浦外围每一寸空地。
有军官觉得太消极：我们三万人，美械装备，难道还怕他们？
刘玉章看着他，没解释。
他想起十年前在长沙警备司令部看到的一份日军战报，上面有一句话：支那军队，往往重兵布于正面，侧翼空虚，一击即溃。
他把这句话改了。
他不要正面。他要侧翼。他要交叉。他要让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代价是多少？他也不知道。
010
1949年5月12日，黄昏。
月浦镇北侧，解放军29军的先头部队抵达。
指挥员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对面阵地上静悄悄的，没有多少人影。
他下令：前进。
260团作为先锋，在夜色中向月浦阵地摸去。
第一声枪响在晚上九点。
那不是零星的交火，是整张火力网被触发的瞬间。几十个隐蔽火力点同时开火，弹道在夜空交织成一张光网。
260团的一营，三分钟内伤亡过半。
营长趴在一个土坎后面，对着步话机喊：团长，敌人火力太猛，不是情报说的保安团，是主力！
团长在后方两公里处，听着步话机里的枪声，沉默了几秒。
他站起来，对参谋长说：我带二营上去。
那一夜，260团连续发起三次冲锋。
三次都被压了回来。
第二天天亮，团长清点人数。全团两千一百人，还能战斗的还有六百多。
他咬着牙，发了第四次冲锋。
这次突进去了三百米。
然后被一个隐藏在坟包里的暗堡挡住了去路。机枪从射击孔里泼水一样扫过来，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排全部倒在了开阔地上。
没有一个人退下来。
通信兵爬过去想救排长，排长已经被打成了筛子，血流了一地。他抓着通信兵的领子，嘴唇动了动，发不出声音。
通信兵把耳朵贴在他嘴边，听到两个字：撤……退……
那是他最后的话。
260团当天撤出战斗时，还剩六十二人。
011
5月14日，叶飞调28军上来。
两个军，轮番攻击月浦。
刘玉章把指挥部设在月浦镇一座半塌的庙里。炮弹不时落在附近，瓦片哗啦啦往下掉。他像没听见似的，趴在电话边，调度着每一个据点的防御。
有参谋劝他到后面去。他指了指自己的光头：这玩意儿目标大，去哪儿都一样。
那天下午，253团突破了外围阵地，前锋离刘玉章的指挥部只剩八百米。
刘玉章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电话：警卫营，跟我上。
不是指挥，是“跟我上”。
警卫营长愣了一下，没敢拦他。
那场反击打了两个小时。刘玉章端着一支卡宾枪，光头在硝烟里格外显眼。好几个警卫员扑过来想把他往后拉，都被他一把推开。
打到傍晚，253团被迫后撤。
刘玉章回到指挥部，把枪往桌上一放，手抖得端不起茶杯。
没有人说话。
他坐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这些人，都是好兵。
没人知道他说的“这些人”，是解放军，还是他自己的兵。
012
5月23日，刘玉章接到命令：死守到底，不许撤退。
他看了一眼电报，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码头。
海面上黑漆漆的，看不见船。但他知道，船就在某个地方等着。
他站了很久。
第二天凌晨，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接通汤恩伯的电话，请求21军接防月浦正面阵地。
第二件，命令工兵营：所有带不走的火炮、车辆、辎重，集中爆破。一发炮弹都不留给共军。
第三件，召集连以上军官，只说了一句话：今晚二十二时，分批次向码头转进。重武器全部炸毁。各部队保持建制，到台湾再装备。
没有人问为什么。
52军的军官们跟了他三年，知道光头军长这张粗话连篇的嘴，从不说废话。
那天深夜，月浦阵地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
那是重炮被炸毁的声音。
炮声传到解放军阵地上，指挥员愣了几秒，猛地站起来：敌人要跑！
晚了。
5月24日拂晓，粟裕接到报告：52军主力已从吴淞口登船，驶出长江口。
他沉默了很久。
后来有人问他对刘玉章的评价，粟裕只说了四个字：此人狡猾。
再后来，有人翻出当年的作战总结，上面多了一句：月浦之战，敌52军抵抗顽强，我伤亡九千余人。该敌主力于24日晨从海上逃脱，未能全歼，是为遗憾。
遗憾两个字，写得很轻。
013
1950年，台湾新竹。
52军驻防在海边一个小渔村。
部队很苦。营房是临时搭的草棚，补给时断时续，有士兵饿得去挖野菜。刘玉章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伤病员，自己一天只吃两顿稀饭。
有人劝他：军座，台湾不是大陆了，何必还这么拼？
他没回答。
那年夏天，蒋介石来视察。走到营房门口，看见刘玉章站在太阳底下，光头上晒得冒油。
蒋介石站住了。
他没问战备，没问训练，盯着那颗光头看了很久，说：玉章，你辛苦了。
刘玉章立正：报告校长，学生不苦。
蒋介石没再说话。
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刘玉章一眼。
随行人员后来回忆，那一眼很长，像看一个老朋友，又像看一件打完了仗就要收起来的兵器。
刘玉章还是那副表情，立正，光头锃亮。
没人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1967年，刘玉章升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他在台北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
有人问：总座，挂这个做什么？
他没回答。
地图的东北角，辽东半岛顶端，有一个很小的港口。
他偶尔会走过去，站在地图前面，很久不动。
勤务兵后来告诉别人，总司令看营口的时候，会用手摸一摸那颗光头。
摸很久。
014
1981年4月，台北三军总医院。
刘玉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他瘦得脱了形，光头不再锃亮，皮肤松弛地耷拉在颅骨上，像旧报纸。
儿子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窗外下雨了。
雨打芭蕉的声音，和刘玉章陕西老家很像。他兴平县白家空村的童年，下雨时就是这个声音。
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
偶尔清醒的时候，他会动动嘴唇，发出一些模糊的音节。
儿子把耳朵凑上去，听见几个字。
第一个词是“龙潭”。
然后是“柳河车站”。
再然后是“摩天岭”“石桥子”“月浦”。
这些都是地名。
每一个地名下面，都压着无数人。
最后他说了一个词，儿子没听清，把耳朵贴得更近。
老人用尽力气，重复了一遍。
他说：“花名册。”
那是1926年龙潭战壕里，那本被血浸透的花名册。
他撕掉了。
但七十一个名字，每一个他都还记得。
1981年4月11日，刘玉章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八岁。
按照他生前的要求，葬于五指山国军公墓第三号墓穴。
墓碑上只刻了七个字：刘玉章将军之墓。
没有籍贯，没有年号，没有那串冗长的官衔。
像他这个人。
015
1991年，陕西兴平。
一个老人站在白家空村口，张望了很久。
他是从台湾回来的，刘玉章的侄子。
村里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
他问一个晒太阳的老汉：老哥，刘家老宅在哪儿？
老汉往西一指：拆了，盖新房子了。
他走过去，果然只剩一片砖瓦。
他在废墟前站了很久。
临走时，他在地上捡了一块青瓦，用报纸包好，塞进怀里。
有人问他：带这个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给我叔带回去。
那年他叔已经死了十年。
骨灰埋在台北五指山，隔着海峡一千八百公里。
016
今天，金门太武山上有一条路，叫玉章路。
路是刘玉章1954年当金门防卫司令时修的。
当时他把工兵营拉上山，一锤一钎，硬是在花岗岩上凿出这条五公里长的公路。
路修好那天，他在山顶站了很久。
有人问：司令，你在看什么？
他说：看对面。
对面是大陆。隔着窄窄的海峡，天气好的时候，肉眼可见厦门港的灯火。
1992年，金门开放观光。有大陆游客走到玉章路路口，看见路牌上的名字，问导游：这是谁？
导游说：一个国民党将军，以前在这里当司令。
游客点点头，走了。
路牌立在那儿，日晒雨淋。
刘玉章的那个光头、那口粗话、那四次反攻、那两次海上逃生、那本撕掉的花名册，都沉进了时间的海里。
但路还在。
路不会说话。
它只是沉默地，朝着北方的方向，延伸。
真正的狠人，不是在顺境中能打多远的那个，而是在所有人都知道必败时，依然能让手下人相信——跟着他，能活。
刘玉章做到了。
但他的活，是在一场注定沉没的大戏里，抢到最后一艘救生船。
历史从不赞美这种精明。
历史只记录。
记录一个光头将军，在1948年深秋的营口港，看着下属的船着火、沉没，两千多人葬身海底，他站在旗舰甲板上，一言不发。
那一刻他想起的，恐怕不是蒋介石的嘉奖令，不是杜聿明的求援电。
是1926年龙潭战壕里，被他撕掉的那本花名册。
七十一个名字。
有些死于北伐，有些死于抗日，有些死于内战，有些死于渤海轮那场意外的大火。
他救下了其中一小部分。
更多的人，他没救成。
这就是战争。
它把所有将军都变成会计，计算着每一笔人命账。
刘玉章算了一辈子，最后发现：算得再精，也是亏的。
这或许是他晚年不再谈战功的原因。
也是他在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前，久久沉默的原因。
参考来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刘玉章：《戎马五十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史料选编》排名第一的配资公司，档案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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