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排名第一的配资公司
1926年8月,江西箬溪。
刘玉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左肩胛骨的碎茬子刺穿了军装。他趴在地上摸了半天,没摸到枪,摸到一本浸透血的花名册。
那是他当上尉连长第三天。
黄埔四期生分配部队是有规矩的:成绩好的去教导团,成绩差的塞给杂牌。刘玉章在步科不算拔尖,毕业作业“夜间遭遇战战术推演”被教官批了个“中”,就被打发到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营。
说是特务营,其实就是给长官看大门的。同期的林彪去了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他在这边给顾祝同站岗。
但这人有个毛病:认命,但不服命。
龙潭之战打起来时,孙传芳的部队已经摸到南京城下了。刘玉章那个连守在铁道边一个无名高地,左翼是溃退下来的粤军一个营,右翼是空着的——营长说那里有个湖,敌人过不来。
刘玉章没吭声,半夜带两个班摸黑去湖边看了看。
湖是干的。
他把全连七挺轻机枪全部调到右翼,自己趴在最前面那挺机枪旁边,把花名册塞进怀里。
拂晓,孙传芳三个团从干涸的湖床摸了上来。
那一仗打到下午,刘玉章那个连还剩十九个人。机枪手换了两茬,枪管红得像烙铁。援军上来时,他躺在战壕里,右手还捏着那本花名册——后来副连长替他洗干净,发现上面七十八个名字,被血浸透了七十一个。
连长,你撕它干啥?副连长问。
刘玉章没回答。
四十七年后,台北,一个老人在病榻上对儿子说:那本名册我撕了,是不想让上面的人知道,新兵一茬一茬死这么快。人没了,名册留着,就是告状。
他顿了顿,说:当官的,不能跟死去的弟兄告状。
那年他二十三岁。头发还茂密。
002
1930年8月,中原战场。
刘玉章已经是少校营长了。部队归顾祝同的第二师,在陇海线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对峙。
那天的太阳晒得铁轨烫手。
他带一个营守柳河车站,对面是西北军一个炮兵团加两个步兵团。打了三天,营部所在的票房被命中十七发炮弹。
第十八发落在他头顶两米处。
弹片削掉了他的钢盔,削掉了他整个头顶的头皮。
勤务兵把他从瓦砾里刨出来时,整张脸都被血糊住了,头顶白森森的颅骨露在外头,头发连着皮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军医给他止血,纱布缠了一层又一层,血还是往外渗。
师长黄杰打来电话:刘营长怎么样?
参谋回:人还活着,但头顶那块……
黄杰沉默了一会儿:让他撤下来。
刘玉章抢过电话:师座,我现在撤,这个营就没了。
他把话筒一扔,把缠满纱布的头往冷水里一浸,扎紧,出了门。
那场战斗又打了四天。等友军换防时,柳河车站的票房已经只剩半堵墙。刘玉章站在这半堵墙边清点人数,勤务兵在后面小声嘀咕:营长,你头发……
他摸了一把光溜溜的头顶,没说话。
从此再没长过头发。
很多年后,有人问他怎么落下这个光头。他指着自己锃亮的脑门说:冯玉祥欠我的。
那人又问:疼吗?
他愣了一下,说:早忘了。
其实没忘。晚年他每晚洗澡,对着镜子里那颗光滑的脑袋,总要摸很久。侍从问他要不要戴假发,他摆摆手:戴着那玩意儿,老子的弟兄不认得我。
那是1967年,他已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
他记得的,是柳河车站票房那半堵墙,墙根下躺着的九十七具遗体。
九十七个人,都没头发——钢盔压的,板寸,都差不多。
只有他的头,从此寸草不生。
003
1942年,云南。
刘玉章升了师长。
有人说他是靠陕西老乡关麟征的关系。他不否认,也不承认。关麟征提拔他不假,但关麟征也提过别人——那些人在缅甸被日军一个冲锋就打散了。
刘玉章没散。
他在云南练兵,练的是狠招。五公里越野,他光头跑在最前面;夜间紧急集合,他提着马灯站在操场中央,看哪个连队最后到。
后来他当了军长,有个习惯改不掉:下部队检查内务,不翻被子,不看墙角,专翻连长的抽屉。
他翻什么?翻花名册。
不是点名册,是每个连队自制的战备登记表——谁的父母在沦陷区,谁的家乡在敌后,谁的兄弟姐妹失散了。这些信息,正规报表上都没有,是连长们自己悄悄记的。
有次他发现一个连长的抽屉里没有这玩意儿,当场拍了桌子:你的人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你都不知道,打起来你指挥个屌?
那连长是黄埔十七期的,当场下不来台,嘟囔说名册在文书那里,自己只是暂时没放抽屉。
刘玉章不依不饶,当场把全连集合,从兜里掏出皱巴巴一张纸——是他自己的手抄本,记录着他师部警卫连每个人的籍贯、家庭、入伍时间。
他说:你们每一个我都爱护,我就像屌巴,你们像屌巴毛,拔你们哪一根我都会疼。
全场鸦雀无声。
他顿了顿:我绝对公平,都别屌巴跟我闹了。
那连长后来成了他的副团长,淮海战役时被俘,1975年获释,回陕西老家种地。八十年代有记者去采访,老人什么都不愿说,只提了这件事。
他说:刘光头那话糙,但那是真把兵当屌巴毛——不是扯掉的,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记者记下了。
稿子没发。
004
1946年10月,摩天岭。
雾浓得化不开。
东北民主联军4纵12旅的阵地上,鞠文义团长趴在掩体边,望远镜里什么也看不见。他嘟囔了一句:这鬼天气,国民党敢上来?
敢。
刘玉章把炮拆了。
美制M2榴弹炮,每门自重两吨半。52军第2师的炮兵连长以为军座疯了:把炮拆了背上山?这仗打完还装得回去吗?
刘玉章不跟他废话,自己跳下卡车,开始拧炮架上的螺丝。
那天的雾救了52军,也害了12旅。当美制大炮在摩天岭主峰边缘重新组装完毕时,鞠文义的部队还在战壕里等雾散。
第一发炮弹落在掩体前方二十米。鞠文义刚从炸塌的土里爬出来,第二发已经掀掉了他的指挥所。
后来刘玉章审俘虏。俘虏说,团长您炮兵太厉害了,我们抬不起头。
刘玉章没接话。
他想起十六年前柳河车站那个票房。冯玉祥的炮,也是这么打的。
当天晚上,他让师部参谋袁养吾做了一件事:接通东北民主联军的电话线。
袁养吾是山东人。电话接通后,他用一口地道的鲁西南方言,自称是鞠文义团的参谋,说阵地快顶不住了,请求增援。
电话那头明显忙昏了头,没听出破绽,只说凤凰城只有一个营,暂时无法增援,你们务必坚守。
刘玉章听完情报,没笑,也没得意。
他让人卸下卡车上所有的炮弹,全速扑向凤凰城。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得快要散架。他坐在副驾驶座,一只手扶着车门,光头被颠得一晃一晃。
勤务兵后来回忆:军座那晚一句话没说,就那么晃着,晃了几十里。
凤凰城几乎是兵不血刃拿下的。
城里那个营还没来得及展开防御,就被缴了械。
刘玉章站在城门口,看着俘虏被押走,忽然问身边的参谋:你说,他们那个团长,现在知道被骗了吗?
参谋愣了愣:应该……知道了。
刘玉章没再说话。
他后来在52军内部会议上,把这次战例复盘了好几遍。每一次他都说:打仗,要敢想,敢赌,敢拆炮。
但他从来没提过袁养吾那通电话。
也没提过凤凰城下,他问的那句话。
005
1948年10月,沈阳。
卫立煌收到刘玉章的请示时,愣住了。
老头子(蒋介石)命令52军随廖耀湘西进兵团行动,驰援锦州。刘玉章的请示却是:职部拟率52军南下,抢占营口,掩护后方。
卫立煌不是不知道营口意味着什么。那是海路,是退路。
但他还是批了。
有人说,卫立煌是被刘玉章说动了;有人说,卫立煌自己也不想给老头子陪葬。
刘玉章不在乎这些。
10月21日,他率52军从辽阳出发,全程无线电静默,昼夜强行军。
三天后,营口城头插上了国民党的旗。
林彪在两百公里外的牤牛屯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看地图。他的手在地图上的营口位置停了一下,然后移到廖耀湘兵团的位置。
后来有参谋回忆,林彪说了一句:此人比廖耀湘精明。
廖耀湘当时正在黑山、大虎山一线,被东野十纵挡得寸步难行。
而刘玉章在营口,第一件事不是修工事,是发电报催船。
他给杜聿明发电:请速派舰船,职部愿为全军团断后。
给桂永清发电:海军弟兄如能及时赶到,五十二军全体官兵感佩涕零。
给蒋介石发电:校长,学生当为党国保存最后骨血。
那几天,52军的报务员累得手都抽筋。
刘玉章自己也没闲着。他把营口外围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每一道水沟都走了一遍。
警卫员记得,他蹲在一个叫石桥子的村口,用树枝在地上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画完,他说:就在这里。
006
1948年10月29日,午后。
东野八纵的先头部队到达石桥子。
这是一个骑兵加强营,全部乘马,既未搜索,也不疏散。指挥员以为营口已是囊中之物——刘玉章一个残军,还能翻了天?
他没看到村北石桥两侧那些新挖的土。
52军25师的官兵趴在掩体里,枪口压得极低。刘玉章下了死命令:敌人不进五十米,不准开枪。
骑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
当第一匹马踏上桥面时,伏击圈里有人喊了一声:打。
那不是开火,是屠杀。
东野那个骑兵营几乎全军覆没。活下来的战马在田埂上乱窜,背上没人,鞍具歪斜,缰绳拖在尘土里拖出长长一道印子。
这是刘玉章在营口的第一次反攻。
当晚,八纵、九纵、长江支队、辽南独二师陆续抵达。兵力三倍于52军。
刘玉章没跑。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把自己的军部前移到距离石桥子只有三公里的村子里。
参谋们以为军座疯了。刘玉章把军帽往桌上一摔——其实他没帽子,就那颗光头——说:老子现在后撤一里,底下人就多怕一分。
10月30日清晨,东野一个团穿插至傅家洼子、金家屯一线,试图切断石桥子守军退路。
刘玉章又动了。
他不是固守,是反冲锋。五个团,全线压上。
东野那个团正忙着构筑阵地,没料到国军敢出掩体。团部被端,电台被毁,人员损失近半。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大、小白庙子一线。
东野一个团刚刚到达,还没来得及派出侦察。刘玉章的突击队从两翼包抄,直接打掉了团指挥所。
第四次,是在营口东北侧。
东野9纵25师长途强行军,四天四夜几乎没合眼。炊事班坐在卡车上做饭,战士们边跑边吃。重武器落在后面,疲惫到了极点。
刘玉章抓住了这个空档。
他投入的是52军25师——番号完全一样,两个25师,在营口郊外撞上了。
那场战斗,东野9纵25师师部被突破,电台、机要文件、作战地图被抢走。被俘人员超过一千。
几十年后,有东野老战士回忆:那仗打得太窝囊。我们追了他们两千里,结果被人家一巴掌扇回来。
说完,沉默很久,补了一句:刘光头,确实狠。
007
11月1日,黄昏。
海面上终于出现了舰船的轮廓。
桂永清亲自率队,重庆号巡洋舰的炮口指向海岸。但跟在后面的运输船只有三艘,甲板上挤得连转身都困难。
刘玉章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三艘船,看了很久。
有人后来回忆,他那天说了一句话:三艘船,三万人,怎么装?
没人回答。
他转身,下达了撤退命令。
那命令很细:
——各连排班长必须站在先头位置。到达上船入口处时,班长立即停止,监视本班士兵依次登船。全班上完,班长上;全排上完,排长上;全连上完,连长上。营团师军长,以此类推。
——各部队特务连在码头入口处分两列对面排列,中间只容一路纵队通过。
——违令者,当场格杀。
有军官小声问:军座,辎重怎么办?
刘玉章说:炸。
卡车、火炮、储备粮、成箱的弹药,全被推到海里。
有一个炮连长舍不得那门刚从美国运来的105榴弹炮,站在炮边不肯走。刘玉章走过去,没说话,从勤务兵腰里拔出枪,对着炮管开了一枪。
金属撞击声尖锐刺耳。
连长浑身一抖,扭头走了。
那门炮后来被推到海里,炮口朝天,潮水没过轮毂。
008
真正的悲剧,发生在海里。
渤海轮,一艘改装过的中型运输船,额定载员五百人。当晚塞进去的是第2师师部加两个团,人数超过两千。
船舱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连甲板上都站满了人。
有人为了照明,点了一支蜡烛。
那艘船三天前运过汽油。甲板缝隙里残留的油渍在黑暗中看不见,蜡烛倒下去时,火焰顺着油痕窜成一片。
火势从底舱烧起来时,船身已经离岸三百米。
没有救生艇。
师长尹先甲第一个跳海。
他不是最后一个。
两千多名官兵,有的烧死在舱里,有的跳进十一月的海水,被厚重的冬装坠入海底。
参谋长廖传枢在另一艘船上,拿着望远镜看了很久。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艘船像一个大火炬,烧了四十分钟。火光把整个营口港都照亮了。
刘玉章在旗舰上,也看见了。
他站在舰桥边,一只手扶着栏杆,光头被火光映得发红。
有人听见他说了一句:第2师,没了。
第二天拂晓,舰队驶离营口港。
刘玉章没有回头看那艘还在冒烟的船。
他站在甲板上,风把军大衣吹得猎猎作响。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龙潭战壕里那本被血浸透的花名册。
七十一个名字。他一个一个都记得。
009
1948年11月,南京。
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刘玉章。
这是辽沈战役后,唯一一个成建制从东北逃出来的军长。
酒会上,陈诚端着酒杯走过来:老刘,你这回占了大便宜啊。
刘玉章把酒仰头干了,一个字没回。
陈诚讪讪地走了。
那天晚上,刘玉章喝了很多酒,但没醉。回到住处,他把军装脱下来挂好,对着镜子看了很久。
镜子里的那颗光头,依然寸草不生。
他摸了摸,忽然笑了一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
5月初,52军在上海完成整补。
兵员从一万补充到三万余,装备全部换新。美制半自动步枪、汤姆逊冲锋枪、火箭筒、山炮,堆满了月浦的仓库。
汤恩伯在作战会议上拍着刘玉章的肩膀:刘军长,上海就拜托你了。
刘玉章没说话。
他在月浦转了三天。
不是视察阵地,是看地。
坟包、树林、草堆、废弃的民房地基、被雨水冲出来的沟壑。他用脚步把这些地方量了一遍,然后在地图上标了上百个点。
工兵团长拿到这张图时,愣住了:军座,这不像阵地……
刘玉章说:这是网。
子母堡。大堡套小堡,暗堡连明堡,交叉火力点像蜘蛛网一样覆盖了月浦外围每一寸空地。
有军官觉得太消极:我们三万人,美械装备,难道还怕他们?
刘玉章看着他,没解释。
他想起十年前在长沙警备司令部看到的一份日军战报,上面有一句话:支那军队,往往重兵布于正面,侧翼空虚,一击即溃。
他把这句话改了。
他不要正面。他要侧翼。他要交叉。他要让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代价是多少?他也不知道。
010
1949年5月12日,黄昏。
月浦镇北侧,解放军29军的先头部队抵达。
指挥员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对面阵地上静悄悄的,没有多少人影。
他下令:前进。
260团作为先锋,在夜色中向月浦阵地摸去。
第一声枪响在晚上九点。
那不是零星的交火,是整张火力网被触发的瞬间。几十个隐蔽火力点同时开火,弹道在夜空交织成一张光网。
260团的一营,三分钟内伤亡过半。
营长趴在一个土坎后面,对着步话机喊:团长,敌人火力太猛,不是情报说的保安团,是主力!
团长在后方两公里处,听着步话机里的枪声,沉默了几秒。
他站起来,对参谋长说:我带二营上去。
那一夜,260团连续发起三次冲锋。
三次都被压了回来。
第二天天亮,团长清点人数。全团两千一百人,还能战斗的还有六百多。
他咬着牙,发了第四次冲锋。
这次突进去了三百米。
然后被一个隐藏在坟包里的暗堡挡住了去路。机枪从射击孔里泼水一样扫过来,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排全部倒在了开阔地上。
没有一个人退下来。
通信兵爬过去想救排长,排长已经被打成了筛子,血流了一地。他抓着通信兵的领子,嘴唇动了动,发不出声音。
通信兵把耳朵贴在他嘴边,听到两个字:撤……退……
那是他最后的话。
260团当天撤出战斗时,还剩六十二人。
011
5月14日,叶飞调28军上来。
两个军,轮番攻击月浦。
刘玉章把指挥部设在月浦镇一座半塌的庙里。炮弹不时落在附近,瓦片哗啦啦往下掉。他像没听见似的,趴在电话边,调度着每一个据点的防御。
有参谋劝他到后面去。他指了指自己的光头:这玩意儿目标大,去哪儿都一样。
那天下午,253团突破了外围阵地,前锋离刘玉章的指挥部只剩八百米。
刘玉章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电话:警卫营,跟我上。
不是指挥,是“跟我上”。
警卫营长愣了一下,没敢拦他。
那场反击打了两个小时。刘玉章端着一支卡宾枪,光头在硝烟里格外显眼。好几个警卫员扑过来想把他往后拉,都被他一把推开。
打到傍晚,253团被迫后撤。
刘玉章回到指挥部,把枪往桌上一放,手抖得端不起茶杯。
没有人说话。
他坐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这些人,都是好兵。
没人知道他说的“这些人”,是解放军,还是他自己的兵。
012
5月23日,刘玉章接到命令:死守到底,不许撤退。
他看了一眼电报,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码头。
海面上黑漆漆的,看不见船。但他知道,船就在某个地方等着。
他站了很久。
第二天凌晨,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接通汤恩伯的电话,请求21军接防月浦正面阵地。
第二件,命令工兵营:所有带不走的火炮、车辆、辎重,集中爆破。一发炮弹都不留给共军。
第三件,召集连以上军官,只说了一句话:今晚二十二时,分批次向码头转进。重武器全部炸毁。各部队保持建制,到台湾再装备。
没有人问为什么。
52军的军官们跟了他三年,知道光头军长这张粗话连篇的嘴,从不说废话。
那天深夜,月浦阵地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
那是重炮被炸毁的声音。
炮声传到解放军阵地上,指挥员愣了几秒,猛地站起来:敌人要跑!
晚了。
5月24日拂晓,粟裕接到报告:52军主力已从吴淞口登船,驶出长江口。
他沉默了很久。
后来有人问他对刘玉章的评价,粟裕只说了四个字:此人狡猾。
再后来,有人翻出当年的作战总结,上面多了一句:月浦之战,敌52军抵抗顽强,我伤亡九千余人。该敌主力于24日晨从海上逃脱,未能全歼,是为遗憾。
遗憾两个字,写得很轻。
013
1950年,台湾新竹。
52军驻防在海边一个小渔村。
部队很苦。营房是临时搭的草棚,补给时断时续,有士兵饿得去挖野菜。刘玉章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伤病员,自己一天只吃两顿稀饭。
有人劝他:军座,台湾不是大陆了,何必还这么拼?
他没回答。
那年夏天,蒋介石来视察。走到营房门口,看见刘玉章站在太阳底下,光头上晒得冒油。
蒋介石站住了。
他没问战备,没问训练,盯着那颗光头看了很久,说:玉章,你辛苦了。
刘玉章立正:报告校长,学生不苦。
蒋介石没再说话。
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刘玉章一眼。
随行人员后来回忆,那一眼很长,像看一个老朋友,又像看一件打完了仗就要收起来的兵器。
刘玉章还是那副表情,立正,光头锃亮。
没人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1967年,刘玉章升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他在台北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
有人问:总座,挂这个做什么?
他没回答。
地图的东北角,辽东半岛顶端,有一个很小的港口。
他偶尔会走过去,站在地图前面,很久不动。
勤务兵后来告诉别人,总司令看营口的时候,会用手摸一摸那颗光头。
摸很久。
014
1981年4月,台北三军总医院。
刘玉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他瘦得脱了形,光头不再锃亮,皮肤松弛地耷拉在颅骨上,像旧报纸。
儿子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窗外下雨了。
雨打芭蕉的声音,和刘玉章陕西老家很像。他兴平县白家空村的童年,下雨时就是这个声音。
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
偶尔清醒的时候,他会动动嘴唇,发出一些模糊的音节。
儿子把耳朵凑上去,听见几个字。
第一个词是“龙潭”。
然后是“柳河车站”。
再然后是“摩天岭”“石桥子”“月浦”。
这些都是地名。
每一个地名下面,都压着无数人。
最后他说了一个词,儿子没听清,把耳朵贴得更近。
老人用尽力气,重复了一遍。
他说:“花名册。”
那是1926年龙潭战壕里,那本被血浸透的花名册。
他撕掉了。
但七十一个名字,每一个他都还记得。
1981年4月11日,刘玉章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八岁。
按照他生前的要求,葬于五指山国军公墓第三号墓穴。
墓碑上只刻了七个字:刘玉章将军之墓。
没有籍贯,没有年号,没有那串冗长的官衔。
像他这个人。
015
1991年,陕西兴平。
一个老人站在白家空村口,张望了很久。
他是从台湾回来的,刘玉章的侄子。
村里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
他问一个晒太阳的老汉:老哥,刘家老宅在哪儿?
老汉往西一指:拆了,盖新房子了。
他走过去,果然只剩一片砖瓦。
他在废墟前站了很久。
临走时,他在地上捡了一块青瓦,用报纸包好,塞进怀里。
有人问他:带这个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给我叔带回去。
那年他叔已经死了十年。
骨灰埋在台北五指山,隔着海峡一千八百公里。
016
今天,金门太武山上有一条路,叫玉章路。
路是刘玉章1954年当金门防卫司令时修的。
当时他把工兵营拉上山,一锤一钎,硬是在花岗岩上凿出这条五公里长的公路。
路修好那天,他在山顶站了很久。
有人问:司令,你在看什么?
他说:看对面。
对面是大陆。隔着窄窄的海峡,天气好的时候,肉眼可见厦门港的灯火。
1992年,金门开放观光。有大陆游客走到玉章路路口,看见路牌上的名字,问导游:这是谁?
导游说:一个国民党将军,以前在这里当司令。
游客点点头,走了。
路牌立在那儿,日晒雨淋。
刘玉章的那个光头、那口粗话、那四次反攻、那两次海上逃生、那本撕掉的花名册,都沉进了时间的海里。
但路还在。
路不会说话。
它只是沉默地,朝着北方的方向,延伸。
真正的狠人,不是在顺境中能打多远的那个,而是在所有人都知道必败时,依然能让手下人相信——跟着他,能活。
刘玉章做到了。
但他的活,是在一场注定沉没的大戏里,抢到最后一艘救生船。
历史从不赞美这种精明。
历史只记录。
记录一个光头将军,在1948年深秋的营口港,看着下属的船着火、沉没,两千多人葬身海底,他站在旗舰甲板上,一言不发。
那一刻他想起的,恐怕不是蒋介石的嘉奖令,不是杜聿明的求援电。
是1926年龙潭战壕里,被他撕掉的那本花名册。
七十一个名字。
有些死于北伐,有些死于抗日,有些死于内战,有些死于渤海轮那场意外的大火。
他救下了其中一小部分。
更多的人,他没救成。
这就是战争。
它把所有将军都变成会计,计算着每一笔人命账。
刘玉章算了一辈子,最后发现:算得再精,也是亏的。
这或许是他晚年不再谈战功的原因。
也是他在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前,久久沉默的原因。
参考来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刘玉章:《戎马五十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史料选编》排名第一的配资公司,档案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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